原创 神秘的“豪密”，周恩来亲手编制的密码，从未被破译
2026-09-09 13:49
发布于：河南省
1931年9月15日夜，上海与中央苏区之间，周恩来等人等待着一份极其简短的无线电讯息。电波穿过夜色抵达目的地，报文经过密码处理后，确认任弼时已经安全到达。对当时的中共中央而言，这不只是一条报平安的消息，更意味着相隔千里的组织终于拥有了一条相对稳定而隐蔽的联系通道。
无线电的声音很轻，牵动的事情却很重。
在交通受阻、人员往来危险的年代，一封书信可能数周不能送达，一名交通员也可能在途中遭遇搜捕。无线电提高了传递速度，却带来了新的风险：电波不需要道路，只要拥有相应设备，便可能被侦听。于是，能不能发报，已经不是唯一问题；发出去的内容能否守住，才是决定通信成败的关键。
“豪密”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中出现的。
一、从一串数字看早期通信的软肋
中国近代电报事业起步较早。1871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设立电报业务，此后电报线路逐步扩展。电报把遥远地区压缩到短短几分钟内，也把国家机密置于新的风险之中。
早期汉字电报需要先把文字转换成数字。法国外交官威基杰曾编制汉字电码，后来中国社会使用的电码本，也大多采用数字与汉字对应的方式。普通电报如此，秘密电报往往也只是把明码再做一层替换。
这种办法并非完全没有作用。对不熟悉中文语法和电报格式的人来说，数字密文确实增加了阅读难度。但它的根本缺陷也很明显：同一个字长期对应同一组数字，使用次数一多，规律就会显现。
破译者不必认识全部内容，只需搜集足够多的电报，比较重复数字出现的位置，再结合人名、地名和固定格式，就可能逐渐找出对应关系。这种方法在密码学上属于单表代替，优点是编制方便，弱点则是规律固定。
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电报密码曾被日方破译，相关情报泄露加重了清军在通信上的被动。此后，北洋政府以及各地军事集团都设有搜集和研判电报的机构。电报线越多，情报往来越频繁，密码安全的重要性便越突出。
问题已经摆在眼前：若只是更换一本密码表，而不改变密码使用方式，保密程度仍然有限。
二、无线电进入地下交通系统
192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通信环境十分严峻。地下交通依靠人员传递，速度慢，风险高；公开通信又容易留下痕迹。无线电虽然能够跨越空间，却需要电台、报务员、设备维护人员和密码人员共同配合，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暴露联络关系。
1928年，周恩来开始着手筹建党的无线电通信系统。中共六大期间，党组织已经注意到无线电技术的价值，并安排人员学习相关知识。张沈川、李强等人参与了早期电台的研制与训练，设备简陋，零件难寻，人员也缺乏系统经验。
这项工作不只是购买机器。
电台需要隐蔽，发报时间需要掌握，电源和天线要反复调试，报务员还必须熟悉电码、频率和纪律。更麻烦的是，电台一旦工作，周围就可能出现异常信号。敌方通过测向寻找发报地点，是无线电通信天然存在的威胁。
1930年1月，沪港之间实现了中共早期无线电通讯。这次联络说明，党组织已经能够利用无线电突破地域限制。但通信成功并不代表安全已经解决。明文电报不能使用，普通密码又容易被分析，新的密码体制必须尽快建立。
周恩来在这一阶段承担了组织建设和密码设计方面的重要工作。他既要考虑电台能不能互相呼叫，也要考虑报文落入敌手后是否会暴露组织情况。无线电与密码，实际上是同一套通信体系的两面。
没有密码保护，无线电越快，泄密也可能越快。
三、任弼时带到苏区的，不只是一张密码表
1931年，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进入紧张阶段。中央与苏区之间需要保持联系，单靠交通员已经无法满足工作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派任弼时前往苏区，承担重要的组织和联络任务。
任弼时赴苏区时，随身携带了建立无线电联系所需的重要材料，其中包括“豪密”相关内容。有关回忆资料提到，他曾以隐蔽身份行动，并把材料藏在随身携带的书籍中。这样的安排并不带有传奇色彩，而是地下工作中十分现实的安全措施：材料不能公开，携带者也不能让旁人察觉其真正用途。
密码本身再重要，也必须有人会用。
周恩来曾向有关人员讲解密码使用方法，邓颖超、陈琮英等人也参与过机要通信工作。报务员要把文字转成电码，密码人员再进行加密，收报一方则要按相反步骤还原。每一步都要求谨慎，错一个数字，轻则造成报文无法译读，重则可能使重要判断出现偏差。
据相关回忆，周恩来对密码工作要求很严，常提醒工作人员不能把密码规律告诉无关人员，也不能因一时方便而省略程序。机要工作看似重复，实则没有多少试错余地。
1931年9月15日夜，中央局电台与党中央电台实现了具有标志意义的联络，并使用了“豪密”。报文内容并不复杂，重要的是它证明了两地能够在保密条件下互相传递信息。对当时的中央机关和苏区来说，这条通道的建立，改变了过去依靠人员往返的通信格局。
电台沉默时，它只是机器；电台接通后，它便成为组织运行的一部分。
四、“豪密”究竟高明在哪里
关于“豪密”的具体编制细节，现有公开资料并不完整，不能把后人的概括当作完整密码原件来解释。但从党史回忆和机要工作者的叙述看，它的重要特点在于不再让一个汉字永远对应固定数字，而是通过变化的数字关系，减少密文中的稳定规律。
这是一种思路上的变化。
传统单表密码像一把固定齿形的锁，使用次数越多，越容易被摸清。较为复杂的密码则设法让同一文字在不同报文中呈现不同形式，使破译者难以依靠简单统计找到对应关系。
“豪密”被后来的研究者概括为具有一次一密的思想。所谓一次一密，并不是把一份密码表使用一次便彻底销毁，而是强调每份报文应使用不重复的密钥材料，密钥长度和报文相当，使用后不能再次重复。只要密钥真正随机、保管严密、使用不重合，从理论上看，密文便很难仅凭统计分析还原原文。
在革命战争年代，完整实现这一原则并不容易。随机数材料如何编制，密码本如何分发，使用后的内容如何处理，都会影响安全程度。因此，“豪密”的价值不只是某一个公式，而是把密码使用提高到一套严格的工作制度之中。
这其中有数学，也有纪律。
同一部密码，即便设计得再好，如果工作人员重复使用密钥、随意保管底稿，仍然会留下破绽。周恩来重视密码设计，也重视人员训练和保密制度，正是因为无线电通信安全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
五、敌方为何难以从电波中找到答案
无线电侦听和密码破译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敌方可以知道某处有电台，可以记录发报时间和信号强弱，也可以截获密文，但要把密文还原成有意义的文字，还需要掌握密码规律、密钥材料和报文背景。
“豪密”的设计，增加了最后一道门槛。
如果同一个词在不同电报中始终呈现相同数字，破译者能够借助固定格式逐渐推断。若每次加密都引入变化因素，数字之间的对应关系便不再稳定。即使截获多份报文，也很难像分析单表密码那样，直接建立一张可靠的对照表。
国民党方面设有专门的密码研究和破译人员，黄季弼等人也曾接触过中共无线电密码的研究工作。相关材料显示，他们注意到这类密码并非普通单表替代，而是存在更复杂的变换关系。遗憾的是，敌方即使能够截获部分电报，也难以形成完整、稳定的破译体系。
这里不能简单说成“敌方完全没有获得任何信息”。无线电测向、密码截获和局部判断仍可能造成威胁。更准确的说法是，“豪密”有效提高了破译门槛，使敌方难以据此持续掌握党中央与苏区之间的完整通信内容。
这一区别很重要。
历史上的密码战，很少是绝对安全与绝对失守的二选一。真正有价值的密码，是让对手付出更大时间和资源，却无法在关键时刻及时读懂信息。“豪密”在这一点上发挥了实际作用。
六、从一部密码看组织能力的形成
“豪密”的使用，推动的不仅是密码技术本身。它要求组织内部形成分工：有人负责电台，有人负责报务，有人负责译电，有人掌管密码材料，还有人负责检查通信纪律。
童小鹏、罗青长等人长期从事机要工作，见证了这一体系逐步完善。密码人员不能只会记数字，报务人员也不能只会发报，他们必须理解组织纪律和通信安全的边界。报文内容要尽量简洁，时间安排要严格，密码材料要妥善保管，废弃稿件也不能随意留下。
陈琮英等女性机要人员的工作，同样是这套体系不可缺少的部分。她们承担译电、记录、整理等具体任务，很多工作没有显赫名声，却直接关系到信息能否准确抵达。无线电通信并不是少数人的单独创造，而是设备、技术、纪律和人员共同作用的结果。
1931年9月建立的中央与苏区无线电联系，后来成为党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组织联络的重要基础。抗战时期以及此后的解放战争中，通信安全始终是军事和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不同阶段使用的密码体制有所变化，但“密钥不能重复、程序不能省略、人员必须可靠”的原则，已经成为机要工作的基本要求。
“豪密”并非一部神奇的密码本，也不是脱离时代条件的孤立发明。它诞生于设备短缺、交通困难和敌情复杂的环境中，体现的是组织对技术问题的主动应对。
周恩来以“伍豪”为化名开展革命活动，“豪密”之名也由此而来。它没有留下可以随意翻阅的完整密码原本，却通过一封封经过严格处理的电报，参与了中央机关与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1931年以后，这套密码思想和相关工作经验不断进入新的通信实践，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机要通信史上一个重要节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阅读 ()
平台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