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0日，在中日《马关条约》签署122周年之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人民出版社在世纪出版大楼联合举办了《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新书首发式。发布会之所以选在这个特殊的时间举办，是因为此次出版的日记主人与甲午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史有莫大的联系。作为近代日本侵华的重要史料，《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是一份沉睡了90年的秘密档案，其中都记载了什么内容，有何学术价值？日记主人宗方小太郎究竟是何人物，此次日记出版背后又有何故事？在首发式上，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健，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王为松，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同济大学教授唐培吉，以及《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译者甘慧杰等学者、嘉宾围绕上述问题向读者介绍了这套日记。
资深间谍的底细：宗方小太郎是谁？
在首发式上，与会学者、嘉宾都对这一日记的出版问世予以了极大的肯定，“这是近代日语历史文献翻译出版的一项重大成绩，既是这部辗转流传、弥足珍贵的文献的首次公开，也给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带来了福音”。之所以有如此评价，首先要从宗方小太郎的身份谈起。
宗方小太郎（1864年8月6日—1923年2月3日）是近代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资深日本间谍。他1884年秋来到上海，1887年开始间谍活动，1923年在上海去世。其间虽多次返回日本，但他一生的大半时间都生活在中国，是日本海军省间谍。宗方小太郎在中国的公开身份多变，先后包括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学生监督、汉口汉报社社长、东亚同文书院汉口支部长、上海同文书院代理院长、东方通讯社社长。他长期在汉口、上海生活，不仅在这些公开身份掩饰下进行间谍活动，还直接参与了对日本间谍人员的培养。从1894年起，他先后向日本海军军令部提供628篇报告和60篇号外，还有大量秘密函件，是近代日本间谍中最早到中国进行活动者之一，其刺探情报内容之丰富，活动范围之广，活动时间之长，遗留资料数量之大，均为罕见。
在其间谍生涯中，宗方小太郎的情报工作涉及中日关系史上的三个重大历史事件：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亥革命，对此他都留有详细记载。
其中，就中日之间的关键一战——甲午战争而言，日本海军了解北洋海军战略意图、出发时间、行驶路线的关键情报，就是宗方小太郎侦知和提供的。1894年7月，宗方小太郎孤身一人前往北洋水师驻地威海卫刺探情报。7月5日到达烟台，8月29日撤离，他乔装打扮成中国人，积极探听北洋水师动向，对北洋水师的战舰数量、详细番号以及执行护送任务、修理军舰、港口驻扎等情况一一探查、记录，为日本海军掌握北洋水师的活动规律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此外，宗方小太郎与《马关条约》的条款制定有莫大关联。甲午战后，他向日本海军省提交了一篇《对清迩言》，谈及战后的对华方策。学者表示，将宗方小太郎的这段文字与《马关条约》条款对照，可以发现，两者内容相似度极高，让人不得不怀疑日本政府直接受到了这一报告的启发。而据宗方小太郎的日记记载，《台湾新报》及《日报》两报记述了他的经历，称：“起草‘割让台湾条约’文，作第一谕告文者，宗方氏也”，更是暗示他是《马关条约》始作俑者。可以说，宗方小太郎不仅在情报搜集能力出色，而且对近代中国、近代中日关系有深刻认识，有战略眼光。他早在1893年即草就了一份题为《中国大势之倾向》的分析报告，经修订后于第二年呈送日本相关部门，在这份报告中，他论及赋税、政治制度、社会风气等多方面，数据可靠、逻辑严密，最后推论认为清朝不久后就会覆亡。而且，他在后来的报告指出，清政府不得长久，中国国内必然纷乱，欧洲列强必然趁机瓜分，而日本应该预作谋划，并指出尤其应当注重长江流域地带。
由于在甲午战争中的谍报贡献，1894年10月4日，明治天皇在广岛接见了当时无官无职的小间谍宗方小太郎，而后在其病危之际，大正天皇还赐予他“从五位、勋三等”的荣誉，对他的谍报工作给予了肯定。由此可见，这位日本军国主义者眼中的“中国通”地位之不一般。
密档漂流记：何以沉睡了90年？
这套新出版的日记，之所以极具价值，一方面缘于宗方小太郎的身份、地位之特殊，另一方面也与文本本身有关。首发式上，学者即指出，这是一份孤本文献，流传辗转，是国际史学界都会予以重视的历史文献。
译者甘慧杰在首发式上特别就宗方小太郎这批历史文献的来龙去脉做了介绍。宗方小太郎生前留下的文献资料不只日记一种，还有海军报告、诗稿、书信、照片、杂记等，其中最具价值、体量最大的日记和海军报告全部藏于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资料室，前者如今已经出版，后者预计于下半年出版。
宗方小太郎的这批资料是历史所资料室于1957年从苏州的旧书店购入的。“据历史所汤志钧先生回忆，当时购入这批资料花了100块钱。一麻袋资料，进入资料室后，由当时历史所的先生们分门别类。”甘慧杰说。那么，宗方小太郎留下的资料怎么就流落到了苏州旧书店呢？
宗方小太郎去世于上海，其后，他的家人即返回日本，他留下的这批资料自然也从中国到了日本。抗日战争时期，宗方小太郎的学生波多博想要为他写一本传记，于是从宗方小太郎的孙子那里将这批资料借出，带到了中国——如今，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资料室中还藏有该借据。然而，波多博为老师所撰的传记还未写完，抗战就结束了，中国迎来了民族解放，在华日本人被遣返回日本。波多博返回日本之际，所带的这批资料被当时国民政府的海关扣下了，于是，这批资料就留在了中国。其实，如今日本也藏有一些宗方小太郎的资料，但其体量、价值都远不及历史所资料室所藏的这批资料。据甘慧杰介绍，1980年代曾有日本学者对历史所所藏的这批资料感兴趣，但终未得见。“我进所工作时，就知道有这批资料，它可以说是被当作了历史所的‘镇所之宝’，因为涉及日军侵华情报，当时有点‘禁区’的色彩，没有太多关注。2012年，我调入资料室工作后，开始对这批资料产生兴趣，决定进行翻译工作。”甘慧杰说。
翻译工作实属不易。在首发式上，王健、王为松、唐培吉等都对甘慧杰的翻译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这次翻译、出版之前，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在历史所资料室已经尘封了近60年。其实，在甘慧杰之前，也有历史所的前辈学者利用过这批资料，也有学者试图进行翻译，比如吴绳海、冯正宝，但这些努力有的是择译了小部分，有的是学术研究。这批资料久久无人翻译出版，究其原因，实在是难事一桩。
首先，这批资料都是宗方小太郎的手稿，字迹潦草，经年累月，不好辨别，而且，当时的日本文法与现代日语不尽相同，翻译工作本身就有难度。首发式上，再者，这批资料体量很大。此次出版的三卷本日记，近一百七十万字。另外，在现在的科研考评环境下，翻译是个苦差事。综合各方面原因，学者望而却步。所以，在此次首发式上，对甘慧杰近三年日复一日的翻译工作，与会学者都颇有感慨。
揭秘：内容之丰富胜过影视大片
宗方小太郎日记的内容十分丰富。他的足迹涉及大半个中国，如上海、北京、天津、香港、江苏、山东、直隶、盛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其中既有他作为间谍对四处活动、探查的记载，也有他在华生活观察到的社会百态、城市生活、民俗、经济等内容。他日记中的记述非常精确，既包含各地的全年财政收入、军费开支等数字，还记载了民间物价、水井数量、道路宽度等。而且，宗方小太郎十分注重地理位置的考察，往往能够从军事战略的角度识别出地形之要害，日记中还有其手绘地图。
作为间谍，宗方小太郎在中国的游历有各种惊险离奇的遭遇。为探听情报，他装扮成中国人，或扮商人，或装农民，时刻有被识破的危险，其遭遇堪比影视大片。此外，宗方小太郎还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对晚清重臣和名人的印象，比如李鸿章、张之洞、汪康年、张元济等，他与维新派、革命党人、北洋政府的政要等也多有往来，比如孙中山、黄兴、徐树铮等，这在其日记中也有体现。此外，宗方小太郎对在上海的日本谍报机构所在地和日方人员多有记录；对于特务之间的一些联络暗号，为他服务的一些汉奸，也有记录；甚至其年轻时，与一些男性“同志”的亲密往来，也一一记录在册。宗方小太郎的日记信息量之大，内容之丰富，远非只言片语所能概括，正如熊月之教授在本书序言中所指出的：“如果有影视工作者以宗方经历为素材，编成影视剧，一定精彩生动，引人入胜。因为，他的某些经历，远比现在某些影视剧更加‘岂有此理，竟有此事’。”
当然，私人日记也有其局限。比如，熊月之教授在序言中即指出，宗方小太郎的日记前期记载翔实，后期则简略的多，近似于流水账。大概是其在中国生活久了，一些人事已经习以为常，“他者眼光”由此迟钝。对此唐培吉教授则指出，后期日记虽然内容简略，但是宗方小太郎对自己的行迹、接触的人这类信息记载的十分细致，而且他五天或七天即递交一份报告，极其规律。所以，据此信息，辅以当时的人、事、历史背景，或可发现“流水账”背后隐藏的信息。甘慧杰也在首发式上建议，待海军报告出版后，读者可将宗方小太郎的日记和海军报告对照阅读，或有另一番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