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人们的隐私无处可藏。名人的、普通素人的隐私，身体的、家族的、亲密关系的、五官面部的、日常行为的隐私，被出版的、被报道的、被播放的、被上传的、被观看的隐私都可能被无限传播。人们还有没有享受不被窥探的权利？
在众多新闻报道中，有些当事人的面部被打码处理，有些却没有，当公众在寻找事件真相时，涉事人还有没有隐匿的权利？过度保护隐私时，是否会对真相和知情权造成限制，影响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与表达自由？
《寻找与隐匿》讲述了隐私的变迁史，也讲述了隐私权的多重面向。以美国诸多法律案例事件、大法官与法学家的辩论为例，讲述北美大陆隐私权的观念如何建立、如何入法、如何不断扩大保护范畴，同时也指出了主张隐私权时与其他公民权利存在的冲突与博弈。
以下内容节选自《寻找与隐匿：隐私权史的多重面向》一书，经出版方授权刊发。摘编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起。
原文作者｜[美]艾米·盖达
《寻找与隐匿：隐私权史的多重面向》，[美]艾米·盖达 著，覃卓 译，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6月。
被捕者的隐私权
2013年，一则消息成为底特律的头条新闻：经过长达一个月的多机构重大调查后，联邦当局逮捕了四名郊区警察。
对这些警官的指控令人震惊。《底特律自由报》的报道开头以“殴打并收受贿赂，帮助一名面临审判的男子分发可卡因”来形容这起不法行为。记者写道，这听起来就像直接出自好莱坞电影的情节，一个关于腐败警察的剧本。
然而，尽管有六张人物照片出现在《底特律自由报》报道的同一页上，但却没有一张照片显示被联邦当局拘留的警察。这是因为联邦法警向记者提供了警官的姓名，但拒绝提供他们的脸部照片。法警表示，这些被捕者有权保护他们的照片隐私，而且这些被指控的重罪犯的脸部照片只会增加他们的羞辱感，因此也涉及警察的隐私利益。
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论点，因为密歇根州的联邦上诉法院在20年前就裁定，考虑到执法人员的典型公共背景和公众对此类事件的知情权，个人对其照片的隐私利益完全为零。甚至如果存在某种隐私利益，法院在1996年写道，“披露待审个人的脸部照片具有重大的公共利益”，这种知情权显然更为重要。
因此，《底特律自由报》和其他数十家支持的媒体组织在联邦法院主张，底特律美国法警局拒绝公开他们关押的官员的照片是对法律的不敬。他们的论点是，公众不仅应该有更多途径获得关于嫌犯的照片，而且法院此前也做出过同样的决定。
但是在那起上诉法院判决后的20年里，一些重大变故发生了；到了2016年，互联网已经无处不在。现在，大多数美国人都可以在新闻报道和网站上阅读和分享以被捕者照片为特色的内容，这似乎已见怪不怪。这意味着上诉法院的法官们认为是时候重新考虑早前关于嫌犯照片没有隐私权的裁决了。
正如你可能已经猜到的，法官们的态度改变了。
法院认为，这主要涉及被遗忘的权利，尽管没有使用这个确切的术语，但表达了对这些被捕者过去的隐私利益的担忧。早在1996年，也就是“逮捕照片零隐私”裁决时，法院写道：“逮捕照片出现在电视或报纸上，然后，其中实际目的就消失了。”然而，现在这些照片都在互联网上存在，即使被逮捕的人已经服刑并改过自新，这些照片仍可长期被使用。法官写道：“今天，在互联网上随便搜索一下，就能找到曾经需要亲自去图书馆的微缩胶片收藏室才能找到的同样的逮捕照片，否则就会被遗忘。这些老式的照片，一个永远停滞不前的瞬间，妨碍了个人的职业和个人前景，可能会困扰被描述的人几十年。”
因此，公众将无法看到因受贿和参与分发可卡因而被捕的那些底特律郊区警察的任何照片。他们也无法看到在另一起案件中被拍摄的旧金山49人国家橄榄球联盟球队前老板的脸部照片。法院认为，脸部照片作为具有独特视觉效果的形象，应受到保护。
审理一起案件后，法院表示：“一张面部照片以其独特而视觉上强有力的方式，将受审者与法律的联系传承给子孙后代。”类似于子孙后代的概念意味着竞争对手可以在几年后发布这些照片，使得被捕者的犯罪关系永久存在。
其他法院迅速接纳了这种推论，特别是涉及过去犯罪的情况。一家法院最初下令从被告创建的网站上删除某人犯罪历史的一些信息；法院表示，这些信息的发布不是为了告知公众，而是为了骚扰个人。此外，“关于他过去的细节在事实发生25年后可能不再具有新闻价值”。另一起案件支持被捕者对几十年前监禁信息的隐私权，包括作为可搜索的政府数据库一部分公布的脸部照片和犯罪细节。
公众知情权和个人隐私权的博弈
对个人被遗忘的过去的担忧可能听起来有些熟悉。
2014年，欧洲法院下令将一篇关于一名男子的过去债务诉讼的报纸文章从索引中删除，以使其在互联网搜索中更难找到。法院表示，这些信息目前对于他试图改变生活轨迹是有害的，而且与时间已经过去相比较，已经“不充分”“不再相关”和“过度”。一些人称该判决创造了被遗忘的权利，而新闻界对该法律在美国的适用性进行了评估：纽约的一家报纸表示，在欧洲“个人的隐私权往往与言论自由相提并论”，而“在美国则恰好相反”；费城的另一家报纸认为，美国人根本没有被遗忘的权利，任何欧洲的权利肯定不会跨越大西洋。关于个人整理过去和抑制曾经公开的信息的权利的观点与新闻自由和公众知情权根本不相容。
然而，这些简略的评估并不完全正确。毕竟，美国法律在七年后从信用报告中删除某些破产信息，并且最高法院也做出了相关决定，个人信用报告不属于公众关注的事项。当然，这与欧洲法院的决定并不完全相同，但相似之处也很明显。
更有趣的是，最近美国法院对过去隐私权的裁决已经超越了过去的犯罪和金钱问题。在一起揭示一名自2008年以来一直被认定为男性的男子在出生时被赋予女性身份的案件中，一家法院发现了侵犯隐私的有效诉求，与早先一家法院在一名个体多年的性别确认手术中发现的类似隐私利益一致。
纪录片《隐私大盗》（The Great Hack，2019）剧照。
另一家法院的裁决听起来很像19世纪80年代霍姆斯法官的观点，他写道，披露20年前一名政府检察官的“不称职和不服从命令”的旧信息不适合，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的知情权“显著降低”，使得这些信息的重要性远低于个人“避免几十年前披露的强烈利益”。还记得涉及《哈斯特勒》杂志的案件吗？该案件认为谋杀受害者的裸体照片具有隐私利益。法院写道，时间限制了可以在没有责任的情况下公开的信息量，因为对于任何知情权来说，旧信息根本不具有与当前信息同等的重要性。
不仅仅是法官对过去的隐私有这样的感觉。到2020年，几乎90%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在某些方面支持被遗忘的权利，并告诉民意调查者，他们特别重视某些信息的隐私（如尴尬的照片和个人医疗记录等），以及使这些信息在最初发布后无法访问的重要性。在加利福尼亚，对这种保护的推动非常强烈，以至于该州的法律现在赋予未成年人有消除过去信息的权利，允许他们删除他们在任何网站或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以往的“内容或信息”。
这一切与美国令人惊讶的丰富被遗忘权的历史相一致：虽然互联网可能是新的，能够凸显这些问题，但过去关于隐私的概念却是相当古老的。甚至在1890年正式出版《隐私权》之前，法院已经写道，允许“心怀不轨”的人通过“揭露早已被遗忘的愚蠢、过失或罪行”来自由侵犯他人的生活是“野蛮的”。
其他人担心，如果没有适当的保护，非常古老的丑闻性报纸文章可能会被随意转载，从而“破坏光荣的晚年”。我们可能认为在互联网时代，通过父母在网上分享关于他们孩子健康等信息，肯定会激怒甚至伤害他们的孩子，这是全新的概念，然而早在1895年，出版商就建议一个女孩可以起诉她的母亲，因为她同意将孩子的裸体照片发表在医学杂志上。如果这个女孩后来因照片而感到羞耻，这个建议说，“她之后就有理由起诉她的母亲，因为母亲在她还是一个无法说话、无助的婴儿时就猥亵了她的身体”。
因此，1931年加利福尼亚法院裁定一个前妓女对她的生活史享有隐私权，公布她过去的“不光彩事件”是对她宪法上的幸福权的侵犯。社会的目标是“提升和维护不幸的人，而不是拆毁他们”，这并不奇怪。即使是普利策臭名昭著的《世界报》也拒绝报道这类新闻：在19世纪80年代末，一位年轻人向编辑提供了一个关于一个曾有不良记录，但现在已焕然一新、循规蹈矩的年轻女人的故事。这个故事被拒绝了，理由是这个女人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放弃她的隐私权，“她完全有不被打扰的权利”，《世界报》的编辑们解释说。
这种感觉如此强烈、如此普遍，以至于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法律协会的专家在他们最新的隐私《重述》中写道，时间的流逝确实可以使曾经公开的信息再次成为隐私。他们举了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中主角冉·阿让及其犯罪历史作为例子：“冉·阿让，一个因抢劫被定罪并服刑的前科犯，改名换姓，隐瞒身份，过了20年……在遥远的另一个城市过着默默无闻、受人尊敬的有益生活”，《重述》中写道。“《B》杂志在警察督察沙威的帮助下，揭露了冉·阿让过去的历史，公布了他现在的身份。”《重述》作者解释说，在这种情况下，冉·阿让有可能提出有效的隐私侵权诉讼，因为“一个改过自新的罪犯的现在的名字和身份被公开了”，导致“他的新生活被彻底摧毁，因为他已经把过去的事情抛在脑后”。
同时，一个联邦上诉法院已经裁定，如果被采访者改变了接受采访的想法，采访实际上就会被重置，过去就会被抹去，记者就无权公布所了解的信息。而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法院更明确地决定，“25年前发生的令人反感的事实”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再次成为隐私，而对过去事实的关注“与有社会价值的新闻报道完全不同”。
因此，作者在最新的《重述》中也这样写道：隐私存在于“性关系”“不愉快、不光彩或羞辱性的疾病”以及“最亲密的个人信件”中，当然，也包括“一个人过去宁愿忘记的某些历史”。考虑到法院对那名前妓女的判决，他们当然也打算将女性包括在内。
“被遗忘的权利”
现代法院继续引用个人过去隐私的这一方面，似乎不担心《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影响。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到了2015年，媒体辩护律师提出，支持被遗忘权的“法律发展趋势”对美国的出版商构成了严重威胁。
他们可能也担心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中的支持性言论。例如，在同一年对《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的裁决中，大法官们提出，“一个人被遗忘的不当行为”很可能享有隐私权，仅凭事实并不一定有足够理由进行披露。在1973年保护学生数据的决定中，部分原因是担心对学生的“未来事业”造成“严重损害”，那些“青春期的过失”本应在“以后的岁月”中被抛到脑后。在1976年，大法官们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曾经有名的女性可能再次享有隐私权。同年，最高法院也决定，之前发布的关于空军学院学员纪律信息应保密，因为即使是内部人士也会忘记这些细节。
然而，在1989年，大法官们对被遗忘权的感觉更加强烈。确实，在美国司法部诉记者自由委员会一案中，对《信息自由法》的裁决主要关注的不是数据的公开，而是数据的发布——政府从公共逮捕信息中创建的犯罪记录表应该对记者保密。
但大法官们更广泛地指出，个人对个人信息的“普通法隐私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间的流逝使其成为隐私的程度”。作为一个例子，法院写道，“普通公民”在“他或她的犯罪历史中可能已经被完全遗忘的方面”具有隐私利益。在此背景下，大法官们还引用了沃伦和布兰代斯的《隐私权》来提供支持，即普通公民在某个时间节点上表达情绪和情感时，仍然有“权力来决定宣传应该受到的限制”。
如今，新闻编辑室正在发生这种修正的变化。在沃伦和布兰代斯写下个人有权利限制有关过去真实信息的120多年后，主流记者普遍回应要求撤下那些尴尬的旧新闻报道。比如，艾奥瓦州锡达拉皮兹市的一家报纸解释了他们的新政策：在互联网时代，一个简单的错误、糟糕的决定或轻微的犯罪都会出现在搜索结果中，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个人生活。
《公报》收到越来越多人的请求，他们表示即使在指控被撤销或法庭案件结束后很久，他们仍然受到影响。无论是寻找工作、住房还是孩子们在谷歌上搜索父母的名字时，都很难完全将事件抛之脑后。
我们书写关于公共安全和逮捕的故事有很多原因。虽然许多故事的细节来自公开的记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故事的新闻价值会发生变化。基于某些标准，包括事件的性质和可能的删除，我们将考虑删除非重罪和非暴力刑事犯罪的请求。其他案件将根据个人情况处理。
正如这种指导所显示的，一些新闻编辑室里，脸部照片正在成为一种历史遗留物：某些州禁止发布脸部照片，特别是涉及较低级别犯罪的情况下，新闻机构也越来越多地以道德为由拒绝使用这些照片，就像底特律联邦法院所做的那样，意识到这些照片在互联网上“永远存在”。
《芝加哥论坛报》就是一个例子。过去，他们每天发布一个名为“新闻中的大头照”的专题，展示前一天因犯罪被捕的人的大头照片，这些照片中既有臭名昭著的人也有普通的人。然而，2021年，《芝加哥论坛报》宣布他们不再发布大多数大头照片，还开始一个艰巨的任务，从他们档案中的旧文章中删除大部分照片。该报表示，他们对进入刑事司法系统的人做出了新的承诺，因为这些照片经常强化种族偏见，惩罚弱势群体，并在很可能在审判前发现他们无罪的情况下暗示有罪。
有趣的是，这种转变超越了新闻编辑室和犯罪记录的范围。根据《纽约时报》提出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做法，谷歌现在更广泛地“从个人的搜索结果中删除有害内容”。一位记者尝试了这样的请求，基于他写的一个假名实验性帖子，声称自己是“一个不合格的失败者”，在他提交删除请求的一周内，“它就消失了”。
你可能想知道这些来自媒体的例子与法律有何关系。社会规范在隐私权方面发挥着作用；法院通常会参考社会本身对这些信息的普遍看法来决定什么是具有隐私价值、应受保护的信息。如《重述》中所述，“对原告隐私利益的保护必须与当时和当地的习俗相适应”，这就解释了《华盛顿邮报》最近的头条新闻——“被遗忘的权利：青少年的社交媒体帖子是否应随着年龄增长而消失”——不仅仅是一个头条新闻，特别是当答案似乎是肯定的时候。
政治家隐匿过去的需求是否合理？
这可能都听起来不错，但是这种对于特定类型的历史隐私保护如果发挥到极致，显然有能力影响公众对其政府领导人的知情权。毕竟，正如格罗弗·克利夫兰和沃伦·哈丁可以告诉你的那样，那些处于政治最顶端的人有努力从公众视野中隐藏的过去生活的权利。
那么，请看俄勒冈州《威拉米特周刊》的一篇文章，题为“30年的秘密”。在那里，记者奈吉尔·贾奎斯披露，30年前，波特兰市长尼尔·戈德施密特，一个也曾担任俄勒冈州州长的人，曾与一个14岁的女孩发生过性关系，这种关系持续了三年。戈德施密特雇用她作为他孩子的保姆，但“经常带她到她父母的地下室、酒店和其他私人场所与她发生性关系”。
此后，随着女孩的逐渐长大，她陷入了困境；戈德施密特最终同意支付她25万美元以保持沉默，这笔款项被拆分成多个月来进行结算，以防女方不再保持沉默。然而，流言四起，贾奎斯听说了此事，他进行了调查，并揭露了尼尔·戈德施密特的不耻行为。这一调查结果的公布对于贾奎斯赢得普利策奖具有重大作用。
确实，戈尔德施密特从未对《威拉米特周刊》提起侵犯隐私的诉讼，如果他提起诉讼，他肯定会失败。但有迹象表明，他可能会提起诉讼。在与记者会面之前，戈德施密特的律师警告称，市长与14岁的保姆的关系属于“私人问题”，部分原因是这种关系发生在近30年前。
这种法律论据可能听起来很可笑，特别是对一个公职人员来说。但请记住，《悲惨世界》和《重述》中的冉·阿让在他过去的犯罪生活被揭露时已经成为一名市长，而且他的不检点行为只发生在20年前，而不是30年前。
因此，考虑到当前的趋势，政治家对于过去隐私的请求可能只在恰当的情形下产生效果。如果是这样的话，请考虑一下：如果每个人，包括总统，在公开场合、数据中以及过去都享有广泛的隐私权，这将对公众的知情权和民主本身产生何种影响。
此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因为它已经势不可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