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冬等：从介入到融入——翻译与现代中国政治学的形成与发展
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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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百年来中国政治学译介海外著作的过程大致分为酝酿、奠基、沉潜和融通四个时期，其中，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学著作翻译的奠基期尤为值得注意。在这一阶段，政治学著作翻译深刻影响着中国政治的理论实践，既寄托着翻译者对政治典范或国家理想的期待，同时为现实政治辩论提供了理论资源。著作译介也在促进着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建构，既推动政治学的学科体系、课程体系逐渐完备，也在影响和塑造着政治学的学术体系，为政治学学科发展供给概念、议题和方法。政治学本土化乃至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实际上都必须充分考虑翻译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只有将中国政治学的知识转型置于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近代语境中才能理解几代人追求的学科本土化、自主性的深层逻辑。简单拒斥西方政治学传统，与盲目移植套用西方概念或理论，对于中国政治学而言，同样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认真对待不同源流的学术传统，重视本土资源与西学东渐的互动融合，才有可能走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创新之路。
关键词：中国政治学；译介；知识转型；自主知识生产
政治学作为一门知识体系，是社会分工导致的学科分工的结果；但与其他学科相比，由于其研究对象——政治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性和权威性，使得围绕政治产生的思考和学问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不同文明的政治实践中，都积累了关于政治的深刻洞见和丰富论述。特别是广土众民的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有丰富的政治传统与政治思想传统，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文化遗产和思想资源。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门研究政治实践的学问的政治学，在中华传统学术体系中源远流长，且占据重要地位，并以“政道”“治道”“吏术”或“经济之学”等面目而存在；然而，作为一门学科或知识体系的政治学，却是中国近代知识转型的产物，是现代政治学自西徂东的结果。中国的现代政治学是外来的，而非本土自生的，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基本共识。诸多学者都强调“中国政治学是在引进西方政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援西入中’的产物”。而这种“援西入中”或“引进”的最为基础的一项工作就是，翻译和介绍西方政治学的基础文献和前沿研究。当然，这种译介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持续不断的，几乎贯穿中国政治学演进百年历程的始终，伴随着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命运而浮沉与共。下文将以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政治学的译介为分析对象，讨论政治学著作译介的阶段分期、特征及影响，并着力勘定民国时期译介工作在其中的地位，来辨明这一阶段译介工作对中国政治学的知识转型和体系建构的意义。
一、政治学著作译介进程与分期
翻译在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形成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着明确的目标指向，即开启民智，富国强民。在明末引介西方自然科学著作中发挥纽带作用的徐光启曾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在大规模、有组织译介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康有为、梁启超更是提出“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矣”。虽然西学东渐肇始于明末清初，但对于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的翻译与传播却迟至甲午战争之后。在此之前，无论是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还是洋务运动中“师夷长技”的知识分子，他们翻译西方学术著作的重点主要集中于“格致诸学”（即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
因此，西方政治学在19世纪末之前翻译到中国的作品极其有限，即使偶有涉及也不过是为了认知夷情洋务的政治需要。这种态度和选择很大程度上源于甲午之前中国人对西学“政”与“艺”的不同认知。在士大夫们看来，包括政治学在内的“西政”作为政教之事，涉及国本，并非值得学习或译介的知识。真正应该学习的是“西艺”，因为在这一层面“中不如西，学西可也”。这种对西方知识体系的片面认知随着甲午战败而获得极大的变化。如康有为即指出“近自甲午败后，讲求渐深，略知泰西之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学校，于是言学校者渐多矣。实未知泰西之强，其在政体之善也”。即使持保守立场的张之洞也不得不承认“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效法西方的重点开始逐渐从工艺制造等科技器物转移到政治、法律等社会科学层面。基于这种认识，西方政治学的相关著作由此开始被大量翻译和介绍到中国来，影响和推动着中国政治学的形成与发展。
从译介西方政治学著作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学百年来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一）酝酿期（1895—1919）
甲午战败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知识界，促使其重新认识日本，并通过日本这个镜像，进一步认识西方发展的社会政治根源。梁启超就曾在1899年发表文章称“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知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之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经济学）、智学（哲学）、群学（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借助日文译本，西方政治学著作开始更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康有为编选了《日本书目志》，其中“政治门”所列著作有424部，梁启超编选了《西学书目表》，其中政治类著作也占有很大的比例。基于这种对西学分类和用途的认知，西方政治学的相关著作开始被大量译介到中国来，并引发中国知识界的思想革命。1901年—1904年，中国出版了西方政治教科书66种。这些翻译而来的政治学著作既包括孟德斯鸠《法意》、卢梭《社约论》、密尔《群己权界论》、伯伦知理《国家学》等政治思想家的经典著作，也包含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政治泛论》、布莱斯（James Bryce）《美国民政考》等英美政治学的前沿研究。不过这一时期对西方政治学的翻译主要通过对日文政治学翻译成果的转译来完成的。经由高田早苗等日本政治理论家对西方政治学的译述，留日的中国学生得以初窥现代政治学的研究议题和学科体系。当然这一时期政治学翻译更为重要的影响在于推动思想解放，传播现代观念。如当时译书编译社出版的政法书籍就曾被认为是“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自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西方政治学的相关著作主要是作为启蒙读物被译介和传播的，政治学的主要功能也被定位在致用层面，即如何实现救亡图存、国富民强。
因此，这一时期政治学翻译虽然为数不少且影响深远；但从学科或知识体系角度来看，仍然只能说是“酝酿”，译介者们既缺乏对现代政治学的基本认知，更没有形成对政治学在现代知识体系中明晰的定位。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翻译过程中的盲目性，形成所谓“梁启超式输入”即“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一方面，这与当时知识界缺乏对于政治学在知识分类和学科体系中的清晰认知有关。这种认识的含混集中体现在对“政治学”专业概念的不同界定。虽然早自1822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就已经将西文politics对译为中文“国政之事”，但直到晚清，politics或politicalscience都没有被严格对应翻译为“政治学”，反而被译为“国政”“政事”等十余种名词。当时从日语转借而来的汉语词汇“政治学”也没有被严格限定指称对象，与“西政”或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混同。如梁启超就曾直言中国“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自二三百年以前，皆无以远逊于欧西”。即使是留英多年的严复也认为“查政治一学，最为吾国士大夫所习闻”。诚然这些定义中已经包含了对西方政治学的某些认识，但却与学科或知识体系意义上的现代政治学差之甚远。另一方面，对国外政治学翻译的复杂性和含混性，也与西方政治学源流本身的多元性密切相关。现代政治学渊源主要指向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的政治学研究院，因为其在学科体系中将政治学从法学和历史学中分立出来。但在晚清时期，政治学还存在德国国家学等不同的学术传统。作为中国政治学主要效法对象的日本，在学科体制和知识体系分类上更是存在德、美、法等多重渊源。这种多元复合的政治学渊源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政治学知识资源的译介混乱。
因此，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对于中国政治学而言仍处于“酝酿期”，在知识分类、学科定位等方面存在盲目和含混。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翻译著作为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学知识，丰富了国人的政治学视野，也推动了政治学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在中国的诞生和兴起。
（二）奠基期（1919—1949）
自晚清以至民国初年，中国社会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政治变革，但对于政治学而言，在学科建制和知识体系等方面却没有发生明显改观。这种情况直到五四运动前后才获得实质性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源于政治学学科建制的稳定成熟。政治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发展，亟需课程教材和专业研究著作。因此，美英等国高校的政治学讲义、教材被翻译成中文运用于课堂教学当中。一系列政治专业研究前沿著作也译介进来。另一方面，与在海外取得政治学学位的专业人才陆续回国任教密切相关。这些留学归国人才在美国等地的知名大学接受了完整的政治学专业训练，极大地推动了政治学专业著作的译介工作。他们不仅通过书评等方式评介西方政治学的前沿研究，还亲自参与或指导翻译西方知名政治学者的最新著作。相比于晚清时期翻译作品的良莠不齐，这些留学专业人才不仅熟悉西方政治学学术渊源和发展现状，而且具有专业能力评价和辨别政治学著作的水平和贡献。
这一时期的政治学翻译呈现出专业化、系统性和多元性等特点。所谓“专业化”既体现在译介书目选择上，也体现在翻译水平之中。相比于晚清民初对著作翻译的杂乱无章，这一阶段的翻译对于所译书籍的学科边界和知识属性有着更为清晰的认知，有针对性选择体现学科专业研究的著作加以译介引进。在翻译水平上，这一时期的学者也放弃了之前通过日文转译的方式来翻译政治学著作，转而通过直译的方式翻译美英等国的原文著作，这不仅极大地提升了翻译的准确性，也促进了学术概念和理论学说的规范性。所谓“系统性”体现在翻译著作的编译逐渐成系统和序列。这种系统性表现在对于特定学者系列著作的持续翻译，也凸显于政治学相关丛书的系列出版。如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钱端升编选的“社会科学名著选读丛书”“政法丛书”等。所谓“多元性”既体现在各有渊源的学术传统，也体现在不同的研究范式上。随着政治学专业发展的逐渐成熟，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价值立场，民国政治学形成了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诸多政治学研究范式，这种范式或立场的分化也直接推动了著作翻译过程中的多元性特征。
（三）沉潜期（1949—1980）
政治学在新中国建立后被批评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并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被取消。但部分专业研究仍然存续，相关学者被分散到新建的政法学院或师范学院的政治教育系科当中。虽然政治学专业被取消，政治学类译介却以其他形式持续进行。
首先，政治学著作作为世界名著的一个门类以丛书形式被译介过来。1955年《人民日报》就曾刊登文章《翻译出版更多的外国优秀作品》，呼吁翻译重要的外国学术著作，其中提出要尽快翻译弗朗西斯·培根、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作品。
在中宣部和文化部领导下，人民出版社还曾在1956年编制《外国名著选译十二年规划总目录（1956—1968）》，其中政治学书目有220种。这份目录也影响到了1958年恢复独立建制的商务印书馆的工作计划，该馆复馆后以翻译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著作为主要出版任务，由总编辑陈翰伯领导组织完善、重编“选译目录”。虽然受各种因素影响，但在陈翰伯主持馆务期间共翻译了名著395种，其中政治学93种。上述著作极大地丰富了改革开放以前政治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在这93种政治学类图书中，包含了许多政治学的经典著作，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阿奎那政治著作选》、洛克的《政府论》、哈林顿的《大洋国》以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这些著作不仅由名家翻译，还大多附有吴恩裕等知名政治学研究专家所撰写的导言。
除了翻译学术专著，部分政治学译介工作还以研究资料形式进行。如1956年，由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和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合作创办的《政法译丛》（1959年改名为《政法研究资料选译》），该杂志除了编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国家和法律理论、制度的资料，还包含“资产阶级国家可供我国研究批判的政法方面的资料、各国提出的关于政法方面的新问题的资料”等。1958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创刊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也包含相当多的政治学文献译介，这其中既包括对政治学前沿文章及论文摘要、学派、学者及著作评介等，如1959年第4期海叶克（今译哈耶克）的《自由、理性与传统》、1959年第9期海叶克的《莫根索：〈政治的困境〉》、1966年第2期罗兰·罗伯逊的《评〈现代社会理论〉〈政府的审计：政治通讯和控制的模式〉〈社会生活中的交换和权力〉〈发展中的地区的政治学〉〈政治分析的结构〉》。还包括对外国学术动态和学术活动的介绍性文章，如1959年第5期舒里茨的《德国的政治和政治理论》、1963年第4期罗伯托·戴尔的《美国的行为主义政治学派》、1965年第10期彼特拉斯的《美国政治科学的各种流派》、1960年第4期奥德迦特的《政治学研究：美国政治科学的现状》、奥德迦特的1960年第7期《加拿大政治科学协会召开年后》等。
这一时期政治学著作译介工作总体来看处于沉潜状态，即并非依托于建制性政治学学科及专业学者进行翻译，而是以哲学社会科学或政法等门类的一部分被纳入译介任务当中来。相比于其他时期这一阶段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其一，这一时期的翻译并非指向学术研究目的，而主要是实用化功能，服务于现实政治特别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这其中既包含推动意识形态研究，同时也应对国际战略需要的外国政治研究。特别是后者在1963年中国共产党外事小组和中宣部向中央提出《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后研究队伍迅速壮大。诸多政治学著作是以供批判或了解国外政治现状参考的方式被翻译。其二，这一时期翻译的主要对象是以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著作，甚至很多西方著作都是通过俄文转译或者介绍而来。在1960年中苏分歧公开化之前，俄文著作占据了绝大多数。其三，这一时期翻译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除了吸收借鉴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成果外，对于西方政治学主要采取批判立场，这也使得本阶段与前后阶段通过翻译来“取经”的学习态度呈现出明显的不同。但这些翻译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政治学理论及政治思想史研究，为改革开放后政治学恢复重建提供了重要的知识研究储备。
（四）融通期（1980年至今）
受益于改革开放进程和学科恢复重建，这一阶段的政治学著作译介工作得以同国际政治学界进行充分且开放的对话、交流，并积极翻译和引介域外政治学的前沿成果。邓小平1979年提出的“补课说”被视为政治学恢复重建的指导性方针，“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在这一句话之后邓小平接着强调：“我们绝大多数思想理论工作者都应该钻研一门到几门专业，凡是能学外国语的都要学外国语，要学到能毫无困难地阅读外国的重要社会科学著作。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在听取胡乔木汇报汉译名著丛书工作时，邓小平又强调“这个工作很重要，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除了组织国内人力进行翻译，还可以在英国、日本、西欧分别成立编辑部，组织外籍华人和华侨中的学者进行这一工作，订立合同，稿费从优”。对于政治学而言，恢复重建后的“落后”的压力和“补课”的任务，为系统翻译西方政治学成果提供了契机。
一方面，一批政治学研究的经典专著作为社会科学译丛的一部分被翻译过来。如“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二十世纪文库”“东方编译所译丛”等丛书中都有非常多重要的政治学译著。这些国外政治学的重要作品不仅推动政治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更促进了改革开放时期的思想解放潮流。
另一方面，以国外政治学为借鉴，推动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建设成为翻译更为明确的目标。因此，诸多以政治学为主题的专业译丛也大量涌现，如浙江人民出版社“政治学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政治理论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当代西方政治学前沿译丛”、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全球化译丛”等。随着对外交流的通畅，越来越多的国外最新著作被第一时间译介进来，基本实现了国内国际学术研究的同步融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发展、议题更新丰富以及话语体系的构建。这些丛书追踪和反映了西方政治学的前沿成果和核心问题，为中国政治学提供了基本概念和研究议题，如“现代化”“政治发展”“市民社会”“治理”和“全球化”等都是经由译介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讨论的热点话题，甚至转化为政治文件话语，影响着中国政治实践发展。
这一时期的政治学著作译介的特点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数量众多且学术水平高，“西方政治学近现代之前的大多数经典著作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二战’以后的重要研究文献和成果中，也有大约40%的文献被翻译成中文”。这不仅丰富了学术界对政治学前沿的熟悉和研究，而且推动了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发展完善。其二是推动了政治学与政治实践的良性互动。大量政治学经典著作和前沿议题的引入，使得中国政治学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学术能量，不仅使政治学得以积极研究和回应中国政治发展，同时也让政治学者能够有能力参与到政治实践进程之中，将舶来的概念、议题与理论转化为中国政治话语，从而与中国经验相结合，甚至提炼为政治学一般理论。这不仅使得政治学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政治发展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
总体来看，译介工作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发展，并深刻影响着后者，成为后者发展变化的重要资源。西方政治学的翻译和传播冲击了传统政治制度和知识系统，但同时也助力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化和体系化，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知识体系的自我更新和现代转型，构成中国政治学认识外部世界、融入世界现代知识体系的重要手段。见表1。
其中，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学著作译介的奠基期尤为值得注意。在这一阶段，中国政治学通过对西方政治学的译介、反思乃至重构，逐渐明确自身的学科定位和知识属性，在借鉴西方学术方法的同时，又呈现出与中国政治发展相呼应的实践特质，从实质上奠定中国政治学的核心关怀和精神气质。
二、作为理论实践的著作译介
从现实影响来看，奠基期政治学的译介工作不仅推动着中国政治学的形成和发展，更影响着当时中国政治的实践和探索。中国政治学对外来著作的翻译与传播，长期担负着双重使命：首先是为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国家建构供给政治学的理论支持，其次是为作为学科的政治学提供概念、议题和话语等学术资源。这注定了中国政治学的翻译是以实践发展需要和知识体系建构为双重前提，这也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百年来一以贯之的发展风格。
中国政治学的兴起，源于救亡图存的实践需要。相比于其他社会科学，思考政治学译介的意义，尤其不能忽略其实践特质。西书特别是西方政治学工作在翻译过程中被寄予追求富强的厚望，翻译往往是“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虽然在现代学科体系逐步确立和完善后，政治学的教师职业化和学术专业化日趋规范，但仍然不能忽视政治学译介的实践影响。在著作译介奠基期的诸多国外政治学翻译和介绍实际上正是为现实政治提供实践方向和理论支撑的。
一方面，著作译介的主题选择寄托着译者对政治典范或国家理想的期待。译者力图通过对政治学著作的翻译，引导和推动国家政治发展。相比于晚清时期“体用之争”对于西学的态度分歧，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政治学的译介具有更高的热情和紧迫感。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宣称“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这种鲜明的价值立场反映出民国学人对于西学的基本态度，力图通过对西学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的引进和传播，冲决传统的桎梏，实现富强国家、启蒙民众的现代化使命。因此，基于这种强烈的致用态度。这一时期很多政治学著作的译者更多地是政治实践的热衷者或参与者。如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就曾指示孙科与廖仲恺等人翻译了一批美国政治学者论述进步主义与民权运动的书籍和文章，如《全民政治论》《公意与民治》《瑞士之直接民权》等，并将这些文章在《建设》杂志发表，以期“鼓吹建设之思潮，展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
除了对于政体宪制的整体结构思考，国家建设的诸层面也通过对西方政治学的译介而受到关注。在中央层面，建设现代政府是当时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现代政府原理》《美国政府与政治》《欧洲政府》等一批讨论现代政府与行政的政治学著作被翻译过来，为推进政府职能改革提供知识资源。在地方政治层面，为提升现代城市治理，市政学也通过译介迅速在中国发展起来，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孟洛的《市政原理与方法》《美国市政府》《市政府与市行政》等书都被集中译介为中文，推动中国城市建设和地方治理的创新。上述政治学的译介大多围绕现代国家建设的时代命题而展开的，从现代国家的不同要件和层次，为国家政治现代化发展供给知识资源。
另一方面，著作译介本身实际上为现实政治辩论提供了理论资源，译介作品的选题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知识界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分歧和选择分化。不同于晚清时期西学东渐过程中对西方的整体模糊认知，“西方”在民国知识分子眼中逐渐从整体分化为不同区域和取向的复合体。特别是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西方政治学的各种学说和观念也被简化为不同乃至相同冲突的“主义”。虽然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知识界在何种意义上学习西方存在认识差异，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西方的分裂”；但是这种“分裂”背后“争论各方的主要思想武器均是西来的”。
不同派别学者通过译介不同价值立场的政治著作，为其政治争论提供知识资源和理论基础。翻译和宣传域外政治学著作和观念构成民国政治学者参与现实政治、影响政治局势的重要方式。王向民曾总结民国政治学为“自由主义政治学、国家主义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多元一体’鼎足而立的研究格局”。这一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划分虽然存在争议，但仍然揭示出政治学研究背后的多元价值立场。在翻译域外政治学过程中，这一区分仍然存在。如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政治学家钱端升选注了布莱斯的《近代平民政治》、王造时翻译了拉斯基《民主政治在危机中》、罗家伦翻译了《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等。秉持国家主义立场的政治学者楼彤孙翻译了《国家主义》、程中行翻译了《国家主义之历史观》。秉持社会主义立场的学者除了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外，还曾大量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性著作，通过这些著作宣传和推广马克思主义。如朱应祺、朱应会两人合译并出版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如1930年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思的唯物历史理论》，还曾根据德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库诺的《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第2卷编译了7本小册子，包括《马克思民族社会及国家概念》等。这些著作在当时产生了比较大的社会影响，引发大家对马克思政治经济理论产生兴趣，推动学术界运用唯物史观进行政治社会分析，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总体来看，民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与政治学者都曾尝试以翻译经典著作和前沿研究的方式推进学术话语和知识资源的自我更新，保持思想的吸引力；同时又直面中国政治现实问题，回应实践需求，通过译介域外政治学来解决实践问题。基于不同的价值立场，不同学者或政治家提出了不同层面或方向的政治议题和实践方案。尽管不同知识分子对现代国家有不同的理解和诉求，但核心关怀仍有一定的共识，即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建设现代国家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政治学译介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特质，以翻译来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知识资源。相比于传统社会，近代国外政治学知识的传播和推广速度明显加快，这不仅源于印刷、通讯及交通条件等现代技术保障，更与五四以后知识分子的启蒙使命和平民教育观念密不可分。因应政治现实需要译介而来的政治学作品，往往会推进社会思潮形成，甚至转化为政治行为或政治运动。
应该看到，阅读或理解现代政治学知识的仍然是少数人，且大多数停留在表面，因此，绝大多数政治学译介并没能使得知识资源转化为现实政治的理论支撑，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引发所谓“文化贩运主义”的批判。蒋廷黻也曾批判当时中国政治学“学市政的或知道纽约、巴黎的市政，但北平、汉口、成都的市政之十之八九是不知道的。学‘政制’的都学过英美德法的政制；好一点的连苏俄、意大利、日本的政制也学过，但中国的政制呢？大多数没有学过；就是学过，也就是马马虎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蒋廷黻的批判展现出民国政治学一味译介却轻视本土知识供给的发展困境。虽然域外文献的译介在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观念转型和实践发展中发挥了无可否认的重要作用；但如果不能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知识供给，同样无法解决理论生产与实践要求的不对称问题，并将最终演化为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危机。
三、作为学术建构路径的著作译介
中国知识体系的现代转型是伴随着西学东渐过程而完成的。西方政治学传入中国并逐渐被纳入教育体制肇始于戊戌变法及相关学制新政改革。既往对中国政治学史研究往往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形成标志追溯到京师大学堂1899年设立的仕学院、政治专门讲堂或1903年开设的第一门政治学课程。从科系渊源来讲，这种追溯有其合理性，但从当时规划的具体内容来看，1903年政治学门的课程表中仍然包含大清会典要义、国家财政学、教育学、警察监狱学、东西各国法制比较等课程。这种课程设置的模糊与笼统，既源于对日本学制的简单复制，更在于此时的政治学缺乏作为现代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自觉性和专业性。因此有学者又从课程设置和学科体系来分析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学科形成和知识转型，并以“从‘国家学’到‘政治学’”来形容这一阶段的学科变迁和知识竞争关系。从整体趋势来看，包含政治科学在内的分类社会科学的确取代了德日传统的国家学知识体系和法政学科关系。
但就具体过程而言，中国政治学的知识转型和学科体系建构却并非一蹴而成的，而是曲折反复的。这种曲折性从1929年燕京大学教授郭闵畴在清华的演讲中可窥一斑，“从前清华没有法学的课程，现在已次第的添增了……这可以说是政治学系的性质改变了，从前清华燕大所采的是美国式的，在美国学校里的政治系是没有法学课程的。现代我们所采的是大陆式的，法学的课程归并在政治系……采用英美式在中国是不适用的”。从这里看出，迟至1930年前后，中国学者对于政治学的学科认知和课程设置仍然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这背后既源于知识转型过程中的不同学制渊源和知识竞争关系，更与中国政治学学术资源匮乏、课程资源不丰富有莫大的关系。对欧美政治学专业研究和学科体系的译介，成为了解现代大学学科设置，现代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学科体系以及研究重点的重要方式，也成为通过比较认识中国政治学发展方向和重点的重要参照。
一方面，借助译介进来的知识和信息，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课程体系逐渐完备起来。通过对民国初年中国大专院校的比较不难发现，诸多高校的政治学课程存在大量法学、经济学甚至教育学等内容。以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政治系为例，吴之椿在担任系主任后进行了一系列课程改革，增加政治学专业以外的必修课。“本校政治系自经聘请吴之椿先生主持后，改革甚多。从前该系必修课仅有政治概论及比较政治二门，分量似嫌过少，现在则举凡论理学，社会学，中国近百年史，西洋近百年史，经济学，财政学等科目均划为必修，盖以政治之为物本身原是空空洞洞的，其构成，其演进，全靠经济、历史、社会等诸原动力之推动”。这些改革固然与学者对政治学的学科属性和知识体系认识密切相关，也与当时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课程体系的资源匮乏密不可分。所以，吴之椿明确提出“政治学的将来的发展也许是要间接的……政治学是社会科学之一，它若是要达到一种相当可靠的程度，也必须借重于别的社会科学的努力”。这些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政治学发展基础薄弱，既缺乏师资开出理论性课程体系，也难以形成精细分工的专业培养模式。不过，在继任系主任浦薛凤看来却并非如此，他认为政治学“课程不在繁多，弄得五花八门巧立名目，而在聚精会神对于基本科目，经严密之训练，得精细之认识”。因此，浦薛凤将政治学系基础课程分为公法、制度和思想三类，并以“灌输学生以政治科学的基础知识”为课程编制目标。这种课程设置明显存在模仿美国大学政治学系的痕迹。而之所以能够明确政治学的学科性质，开设专业性的基础课程，既源于留美专业人才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政治系的教员主体，更在于著作译介的逐渐深入，将政治学研究的经典研究和前沿问题带入中国政治学课堂教学和科学研究。以“政治学概论”课程为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都采用美国学者高纳的《政治科学与政府》为课程教材，这本书还分别于1933年和1934年出版顾敦鍒和孙寒冰两个中文译本。有些大学虽然采用本校教师自编讲义或教材，但其基本框架和核心内容仍然是译介自高纳这本书，如北京大学政治学系高一涵编著的《政治学纲要》、燕京大学顾敦鍒编的《政治学概论选读》都曾编译或借鉴高纳这本书的内容。通过对政治学著作的译介除了填补课程教材的空白，也推动了课程体系的完善。留学于美国的梁鋆立曾评论说：“试阅巴黎大学法科的课程表，哪里有什么‘政治学’、‘比较政府’的名称呢?（有的只是Droit Public和Droit Constitutionnel Compare）。至于‘政党论’、‘帝国主义研究’和‘现代国际政治’诸科目，大半是美国大学Graduate school所开的课程，只可算是美国货了。”这里虽然对移植美国课程体系提出了质疑，但毋庸置疑的是，课程体系的丰富，在很大程度上顺应了当时知识体系竞争、学术专业分化的内在诉求，确保了现代专业化学科体系特别是课程体系的建立。
另一方面，学术著作的翻译和介绍也在影响和塑造着民国政治学的学术体系，为政治学学科发展供给概念、议题和方法。虽然舶来的现代词汇主要集中于清末西学东渐时期，但将这些词汇消化、整合并确定为边界清晰的学术概念则发生于民国时期。在这一阶段，学术概念趋于定型，并被频繁地运用于学术研究和讨论，使之参与到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甚至影响着中国意识形态塑造。对于政治学而言同样是如此。例如处于民国政治学核心地位的“建国”议题实际上正是美国政治学国家理论影响下的本土产物，源于美国国家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围绕“建国”议题而来的“民主与独裁”争论、“专家治国”论、“代议制改造”论等无一不是域外政治学概念、议题被译介到中国后引发的政治学术热点。与此相关，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如观察实验、心理分析、调查统计乃至唯物辩证法等都被译介和吸收到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当中，不仅推动着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深入，更对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强调译介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不意味着其足以完成知识体系的系统建构过程，仅有学科体系移植或研究议题的搬运，并不能够让现代政治学在中国真正落地生根，形成富有解释力和吸引力的知识体系。这一点在民国时期就已经为政治学者们所认知。求学于美国的政治学人王化成就曾批评清华当时的政治学课程“清华除去一礼拜四点钟之政治学一门外，别无政治课。所有者亦不过谈谈学理，与美国如何。中国什么样，是闻不到的”。这并非是当时清华大学的独特现象，而是民国政治学的普遍样态。毛泽东也曾在延安批判这种盲目移植带来的“理论与实际分离”问题，“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这些批判实际上指向的是西方政治学译介之后的本土化问题。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和发展从一开始就与政治现代化、国家建设、社会转型等重大时代命题息息相关，深受国家权力意志的影响与规训。因此，学术研究的科学逻辑与政治发展的现实需求、文化价值的普世倾向与中国政治的特殊经验之间存在明显的错位甚至冲突。浦薛凤等人在移植美国政治学课程体系的同时，都曾推动“改进教材之运动”来加重中国学问研究和讲授，如邀请萧公权来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这些本土化的改革措施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自觉乃至文明自觉；然而，这种“自觉”意味着对西方政治学盲目借鉴的反思以及对中西差异的充分认知。“自觉化”或“本土化”历程仍然离不开对域外学术成果的译介、阐释、批评乃至重构。
换言之，译介恰恰构成本土化的前提条件和内在动力。因此，本土化诉求并不必然与著作译介截然二分，反而构成中国政治学知识转型和发展成熟的组合力量。若无对西方政治学的译介，中国现代政治学就是无源之水，缺乏知识体系建构所必要的学科自觉和学术资源；若没有本土化，那么，中国政治学就是无本之木，不可能真正成为有活力的自主知识体系。樊德芬曾在1940年代总结近代政治学发展时强调“我国人士研究政治学，其体系本是取法西洋的；但近20年来频将我国固有的政治材料添进去，使中西两方面相互比较，藉以引申政治的原理”。这一概括反映出政治学本土化的内在机制。学科资源与经验材料的相互关联决定了译介与本土化这种看似悖谬的组合恰恰构成了中国政治学本土化和自主化的强大动力，因此，政治学本土化乃至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实际上都必须充分考虑译介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只有将中国政治学的知识转型置于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近代语境中才能理解几代人追求的学科本土化、自主性的深层逻辑。
结语
自20世纪末社会科学学术规范化的讨论开始，社会科学的学术史意识日益强烈，对近代知识转型和学科传统的研究热情也逐渐高涨。学术界不仅对奠基时期的学术研究价值给予高度认同，也更加重视这一时期对现代学科体系的开创性意义；然而，什么才算是本学科历史和学术传统，却存在诸多争议之处。为此，中国政治学奠基时期的翻译历史及成果，就理应成为我们思考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建设、探索知识系统现代转型最为重要的思想遗产。重视翻译文献对于中国政治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不意味着仅有翻译或移植就足以建立起中国现代政治学。以西方理论来裁剪分割现实，无视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值得中国学术界加以深刻反思。当然，简单拒斥西方政治学传统，与盲目移植套用西方概念或理论，对于中国政治学而言，同样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都是无视传统的危险做法。只有认真对待不同源流的学术传统，重视本土资源与西学东渐的互动融合，才有可能走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创新之路。以历史的眼光梳理政治学自身的学科传统，才有可能巩固学术根基，助力中国政治学在返本开新、文明互鉴中独立从容地走向未来。
【作者：杨雪冬、许超。其中杨雪冬系长安街读书会成员、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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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教育强国」杨雪冬等：从介入到融入——翻译与现代中国政治学的形成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