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金融家陈光甫1976年台北去世的时候,他的昔日同行好友、中国银行前总裁张公权听到消息很是感怀,如此评价陈的一生,“陈光甫兄见识远大,志趣恢弘,求知不懈。以极少数之资本,在外商银行巨大压力之下,创建一最新式首屈一指之商业银行。”这虽然是好友同人评价,但是却不过分,陈光甫一手打造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称为上海银行)成立于1915年,在当时股份不足10万,到二十年代已经位列著名的“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合称),等到三十年代,其规模已经在民营商业中首屈一指。背后诀窍,和他的个人经营、政商关系等都有关系,而他对于人才的重视也自有一套,这也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
陈光甫上海银行出了不少人才。银行业职位在民国时期因为其稳定和福利好被视为金饭碗,甚至漫画家华君武都曾经在那边低调供职过,在金融方面更是除了不少人才,除了陈光甫的左膀右臂、银行总经理的伍克家等人之外,最为有名的就是后来的中国金融学泰斗资耀华,资耀华后来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主任、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等职务。专业之外的人对资耀华知道的不多,他的女儿资中筠名气更大,但是专业之内的人士考察清代、民国金融,都不得不参考资耀华主导编著的货币史资料。
“世上无完人,也绝无废人”
“在这里,我度过了精力充沛的青壮年时期。”资耀华晚年如此回忆自己在上海银行的生涯,他从1928年进入,一直工作到1950年,担任过调查部主任、天津分行经理、华北管辖行总负责人等职务。从资耀华的经历,尤其可以看出陈光甫一些用人门道。
资耀华刚进入上海银行,就评价这是一家有远见的银行。上海银行注重储蓄及服务,在当时同类中已经高出不少,而随着资耀华与陈光甫接触多了,就评价陈有一特长就是善于用人。事实上,从资耀华如何进入上海银行,也可以看出这是一家如何求贤若渴的银行。
资耀华是湖南人,留学日本后1926年回国,1928年在一家合资银行汇业银行的天津分行工作。这家银行状况不妙,资耀华估计撑不过1928年,事实上也正如他所料。他不愿意和这家银行一起灭亡,思考脱身之计,准备通过自己的老同学唐有壬找工作,唐早年留日,毕业于应庆大学,曾经担任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当时正在湖北省银行。结果唐有壬回信说湖北银行是官办银行,未必适合资耀华,但他刚好遇到有位“有作为的大银行家”正在打听资耀华的消息。这位大银行家正是陈光甫本人,他和资耀华素昧平生,但是看到资耀华在《银行月刊》的文章,就有了求才之心,四处打听,结果恰恰遇上资耀华暗中准备跳槽。对于正处于上升势头的上海银行,资耀华早有耳闻,但他自称做梦也没想到有机会去那边工作,看到同学回信,他就准备一下,以请假名义离开天津奔赴上海。当时的陈光甫正在为蒋介石筹款,经历了宁汉合流,国民政府刚刚立足脚跟,而陈算得上新政府红极一时的财经大佬。忙碌之中,陈还是很快抽出时间见了资耀华,得知资不打算再回天津之后,非常高兴地说“我希望你就留在上海银行,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做一番事业。”从此,资耀华留在上海银行多年,不仅给出很多中肯提议,而且与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章乃器等共同建立联合征信所,日后也为开拓上海银行在天津的事业出力不少。
资耀华回忆,上海银行招聘人才的办法很多,登报、与学校联系、熟人介绍,但都要考试,“必须要经过笔试、口试和体格检查三个环节,德、智、体三方面具备才能录用,否则即便是银行高级职员的子弟或亲戚也不录取。” 而陈光甫宗旨之一就是,世上无完人,也绝无废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要扬长避短,尽量发挥其特点,设法防止其缺点。陈光甫的这番话不是高调,而是行动。更为关键的是,旧中国看重同乡关系,这也与社会缺乏信任有关。当时上海金融届无论新旧,也都有帮派,据说分为镇江派、官派、学生派、广东派、杂派等,“用的都是同乡亲戚,尤其是负责的高级职员,必须是关系人物”,所谓江浙财阀等说法也是基于此。然而陈光甫并不如此,他是镇江人,资耀华等行内高级职员则各地人都有,这点即使在一般员工看来也是如此。曾经有上海档案馆采访上海银行老员工,有人如此回忆当时情况,“陈光甫用人只重才,亲戚朋友没有才的话,照样不用。他有个女儿,女婿叫吴世爵,一直在上海银行的存款部工作,一直没有提拔;还有一个小舅子,也是我们银行的普通职员。”
“一心想发财的不要在我这里干”
上海银行特别重视人才的培训,不仅有针对在职员工的培训,还有公开的培训班。这和中国传统也不尽相同,对比当时流行的学徒制度,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而且师傅往往还倾向于留一手。陈光甫不吃这套,曾经批判旧模式无法出人才,“一爿商店,收了一个学徒,做先生的从来不肯化些功夫,尽心尽意地教导他,随他自己慢慢学习领会。聪明有志气、要上进的人,还能学得一些生意经络,否则糊里糊涂地做了先生一生的侍者,这是多么不幸的事!”因为他总是亲自挑选并且一手培训业务骨干,所以有种说法是陈光甫“宁可招收初中、高中学生进来后再培训,然后分配工作,觉得比留学生、大学生更适用,大小事情都肯做”。
当时上海银行培训不少是直接送往英美,资耀华自己曾去美国进修,受益不少,而他也担任过第一期、第二期培训班教官。对比资耀华这样的空降高管,培训班更是上海银行招徕业务骨干的重要途径。这种考试往往一次报名上百人,一次录取不过十来人。
这种培训班很有今天的管理培训生的意味。根据行员回忆,考试科目是国文与英文,英文还需要面试,录取之后实践三年,半天学习半天去业务部门实习,教员也是资耀华等高级职员兼任,课程有银行学、会计学、英语等,而且可以在各个部门轮流转,如此一来,期满后业务都很熟悉,不仅上海银行重视,外界也高看一等。
陈光甫往往把训练班当作自己的“黄埔军校”,对此颇为得意。用人方式的规范化,可能与陈光甫青少年就在海关机构的经历有关,而海关正是中国最现代化的机构。上海银行最初只有7个人,等到业务上了轨道,新入员工都需要考试,考试一般还收费,而且录取比例很低,即使录取了也需要有保人,保人费用大概是两百银元,直接作为存款。就收入而言,上海银行并非最有优势,但是其培训则意味着日后职业的极大加分。从不少人回忆来看,上海银行刚入职员工收入24银元,银行包三餐及住宿,扣除饭费及强制储蓄之外,到手不过7、8块,也仅仅比上海一般店员高一些,但是三年转正之后就有50块,而且这三年可以学习到很多业务知识,这也保证了衣食无忧。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银行是我,我是银行”
上海银行重视员工福利及企业认同。陈光甫一直强调“银行是我,我是银行”,这与他留学美国时学习到的管理经验分不开,这种重视员工的做法,其实也是最大员工激励的做法。不少老员工回忆起来,都表示入了门就努力工作,甚至不得不佩服陈光甫笼络人很有一套。
陈光甫自己生活简单,房子甚至没有副总经理的好,但他对员工宿舍费心不少,安排班车接送,也安排不少文体项目,屡屡劝人多读书,甚至还用自己嫌大而不住的洋房办了海光图书馆。上海银行员工不仅包三餐,而且有住宿,上下班也有班车,还安排有强制储蓄,员工储蓄一部分,银行也出相应部分。等到银行1930年增值扩股五百万时候,还采用了资耀华的提法,拿出一百二十万员工按照资历不等大小入股,这种做法其实在日本很普遍,但直到今天在中国还是很特别,因此员工士气大振,存款也从六千五百万激增到一亿五千二百万有余。
除此之外,上海银行对员工要求很高,比如每天八点前到银行,除了陈光甫都要签到,员工去舞厅之类流连往往要被警告甚至开除,培训班员工也是要求严格,连头发长短都有规定。曾经有人回忆某次培训班报名500人,录取16人,结果有人刚录取后晚回宿舍一会,马上就减少为15人。即使如此,上海银行在就业市场还是很受欢迎,员工入门后工作努力,而且内部关系也比较融洽;正是因为有这些业务以及道德培训,员工在外面也颇得好评,不少人都希望进入。
上海银行看中服务,因此培训班以及员工一进门,就灌输服务社会为本精神,强调“一心想发财的不要在我这里干”,也将各种新旧道德作为日常教化灌输,强调“服务”为我人之第一信条,着重人格道德,“服务社会之要端,第一为‘信用’,有信用诸事无不轻而易举;第二为‘智’,有大智方能通盘筹划,为社会谋福利;第三为‘礼貌’,有礼貌,社会秩序始能安定;第四为‘义’,有义气,人与人间不致发生无谓之纷争;第五为‘仁’,应宅心忠厚,宽恕待人。”
两个例外
中国是人情社会,银行是人的机构,陈光甫多年坚持用人如此,其实很不容易。上海银行用人规范,也曾经破例过,但是从下面提到的两个特例,倒是更可以看出制度之严。
先说上海滩曾经的黑道大佬杜月笙吧,他自己发达之后也学别人创办银行,开了家国民银行,一直依赖其重要亲信苏嘉善帮忙。到了民国十九年,杜月笙的国民银行折腾之后,差点倒闭,易名为中汇银行。这个时候,苏嘉善却卧病垂危,根据相关记载,杜月笙过来探疾,苏嘉善握手做了临终心腹之言,表示自己的病不会好了,家小的生活大致没有问题,但是需要托付一件事,也就是他的大儿子中学快毕业了,想吃银行饭。杜月笙听说了本来一口答应,保证他一出学堂立刻找好银行差使,还问那一家银行比较合适。结果苏嘉善的回答却让杜月笙为难了,苏指定要去上海银行,“顶好是上海商业银行,因为那边对新进的练习生,训练严格,管理又好”。面对两眼巴巴的昔日好友,杜月笙倒抽了一口冷气,表面上说一定办到,心中却暗叹,为什么偏偏要挑上海商业银行呢,原因就在于陈光甫不仅和杜月笙素无来往,而且上海商业银行任用人员不卖面子不讲人情在上海是出了名的。
连杜月笙都感到为难,可见上海银行受欢迎之程度及门槛之高。当然,最终陈光甫还是买了杜月笙的面子,这也是放长线钓大鱼,等到上海银行日后遭遇挤兑,除了张公权的中国银行支持,据说杜月笙也出了不少力。
杜月笙另一个例子牵涉到苏州分行,这次是陈光甫特别交代安排某人进苏州分行,管事的人表示为难,因为招考已经结束,而且陈光甫一向对用人要求严格,为何自己破例?如此一来,陈光甫才解释了原由,原来某人是民国政要张一麟“推荐”的,而张算是陈的救命恩人。个中原委,又要追溯到1913年,陈光甫还在江苏银行任职。当时局势不稳,银行不得不在军阀混战中左右应付。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四处缉拿革命党,他发现炮轰江南制造局的肇和兵舰的资金来自江苏银行,顿时觉得这是支持叛军,马上下令逮捕江苏银行总经理,而该行总经理正是陈光甫。这个手令被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麟(亦作张一麐)看见,张一麟是前清举人,也是袁世凯信得过的人。1908年袁世凯被清廷放逐,回到河南项城原籍,张一麟也随之解职还乡,二人算是患难之交。张是江苏吴县人,跟陈光甫算是老乡,对陈也有些了解,张一麟看到手令之后,马上找袁世凯,表示陈应该是面对军人持枪威逼之下的无奈,应该查实后再处理,袁世凯觉得有理,这事也就不了了之。陈光甫躲过一劫后,觉得官家银行的饭不好吃,同时萌生了自己做银行的念头。日后张一麟去职闲居苏州,人称仲老,这次安排进上海银行的人是他的亲属。对于张的交代,一向不讲情面的陈光甫却一应照办,毕竟背后有着救命之情。
资耀华的评价
回说资耀华,他一生被蒋介石和毛泽东接见过,前者表示“抗战有功。很好,很好”,后者则表示“做了有益的工作。很好,很好”。有趣的是,两方面“很好”的评价,都是因为他在天津的工作,前一个是在抗战期间,后一个则是在内战期间。1949前后,当时北方局势变化早于南方,陈光甫从1949年初就在香港,上海银行国内诸多新旧接替工作,都与资耀华有关。他甚至最后也担任过上海银行大陆总经理,借此推动了上海储蓄银行的公私合营。
1949年后,资耀华受李济深与周恩来等人委托,亲自邀请在香港的陈光甫回大陆,条件是来去自由,陈光甫表示公私合营后可以来“北平暂住”,在1950年还派了一位副董事长和一位董事参加了公私合营筹备。资耀华还积极在北京给陈找房子,最后在方家胡同看中一个三万五千美金的房子,正在讲价阶段,“三反五反”开始,不仅前面所说的两位香港来客匆匆离开,陈光甫来北京的事也告一段落。资耀华本人也坎坷不少,个人遭受批判,转向沉默,他从此和香港不通音讯三十余年,不少海外故人以为他已经离世。等到80年代有能力再去香港时,陈光甫早已不在,他感叹只能“凭空悼念”。
资耀华晚年接受采访,总结评价陈光甫有六大过人之处:一、知人善用,不拘一格;二、重视职工,调动积极性;三、深思远虑,不断创新;四、了解现实,掌握信息;五、不择巨细,汇成洪流;六、抗拒强权,为国争光。其中,前两点都是和人才有关。对比之下,陈光甫对资耀华的评价是“才学兼长,服务精勤”,而1949后局势发展,也使得资耀华也不在他的控制之内。据说陈光甫晚年感叹,“以前我不听庄得之,现在资耀华不听我的”,庄得之是上海储蓄银行的董事长,买办出身,在上海储蓄银行创办之初出了大部分股份,陈光甫是总经理,原本股份很少,但是基本控制了上海储蓄银行的管理权,甚至到了后期有人说董事长应该由总经理兼任,但是庄得之一直董事长直到去世,这也是陈光甫的过人之处。